洪汉鼎：认清时代才能从古代经典中读出当代意义

导言：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凸显：“国学热”，或者叫“传统文化热”，已经具有规模效应，火势正旺。民间各种形式的国学班成为时髦，领导干部的国学培训也悄然流行，各大出版社更是敏锐地布局辽阔的中小学生市场，竞相编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那么，这股“国学热”会不会急功近利地沦为“虚火上升”？如何理解“经典”？中国古代的经典对当代人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近日，知名经典诠释学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先生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知名经典诠释学专家洪汉鼎教授。

[德]伽达默尔著 洪汉鼎译。

凤凰国学：很多人都在热切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与回暖，您觉得这一次的“国学热”会不会沦为“虚火上升”？或者是不是真的进入了“全民自觉时期”？您怎么理解“国学”这个词？

洪汉鼎：我不大同意用“国学”这个词，尽管近年来“国学”一词在我国渐成显学，以致有《国学丛书》出版，有些大学还组建了国学院，北大还搞了“乾元国学”教课班，但按其字义，实有疑惑之处。“国学”一词始于晚清，近人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中说：“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亦日益多，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藉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 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而“国故学”，以后又渐演化成“国学”。

显然，“国学”一词乃是中国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它与当时所谓“国货”，“国烟”，“国医”，“国乐”一样，是为了对抗外国入侵的洋货，洋烟，洋医，洋乐，因此“国学”一词饱含着对西学东渐的焦虑，甚至可说是对西学的反动。

另外，如果我们从语言学认真思考“国学”一词，那么这一词也确颇有疑义，正如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中所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就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为什么呢，“国学”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德国学者也可以用“国学”来称呼他们国家的学术，美国学者也可以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学术。“国学”应当是一个普遍通用概念，正如我们说“国家”一样。但如果我们按照国人使用此词的意思，“国学”应由Sinology(“中国学”或“汉学”)来替代，正如德国的国学，应是“Germanastik”(日耳曼学），不过，这些主要是关于语言的，即语言学、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而不是一般学术理论，更不是哲学。当然，现时代有些人强调国学是想复兴伟大的中国传统学说，不过“国学”听起来仍像是历史的回声，要使它展现新的活的生命力，还需进行现代化。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现代重建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决不能重蹈我国历史上自我封闭的老路。我们需要向世界先进的学说文化学习，在学习西洋文化方面，我们不是光点头，也不是光反对，而是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洋文化。真正理解西洋文化的，不是消减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通过吸收和利用而超越和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的新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我很赞同我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贺师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说，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国哲学。

凤凰国学：您是中西方哲学和诠释学研究专家，您在前不久的中国经学国际论坛上指出，诠释经典、重建经典需要解决好中西、古今这两大关系，特别是您引用伽达默尔的观点，谈到“传统是活的，历史要在不断重构中生发出新意”。这是不是指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您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经典（像五经四书）对于当代人的价值意义？ 

洪汉鼎：由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我国有一种特殊政治的意义，我还是想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中介或综合这一概念。

伽达默尔曾说，古代经典的理解，正如古代的建筑物一样，需要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一种“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事实上，往日的大建筑纪念物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以及在现代设立的建筑群中的出现，提出了一种在石块上对过去和现在进行综合的任务。建筑艺术作品并不是静止地耸立于历史生活潮流的岸边，而是一同受历史生活潮流的冲击。即使富有历史感的时代试图恢复古老时代的建筑风貌，它们也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而必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从自身方面造就一种新的更好的中介关系，甚至古代纪念物的修复者或保管者也总是其时代的艺术家。”

我们讲的古希腊、柏拉图已不是当时古希腊、柏拉图，而是我们此时的古希腊、柏拉图，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已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而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经典就是时尚。经典型或古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它的真理并不自在持存，而只是通过不断历史的参与，即与当代不断进行中介而存在。经典型或古典型东西就是那种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理解永远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在它们之间建造一座桥梁。进行理解的意识不再依赖那种所谓使过去的信息传达到现代的再说，而是在直接转向文字传承物中获得一种移动和扩展自己视域的真正可能性，并以此在一种根本深层的度向上使自己的世界得以充实。伽达默尔说这是一种浪子回头，重返家园的感觉，也就是一种通过外出而重新回到自己家园的旅行者感觉。这也说明精神科学具有一种普遍的循环结构。

我国古代的经典一定要读出当代的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任意的，而是时代赋予的。只有真正认清时代的人，才能从古代经典中读出真正的当代意义。

凤凰国学：要从古代经典中读出当代价值，毫无疑问需要学者们重新来作阐发。学界已经有一些知名专家积极倡举这项工作，比如岳麓书院的朱汉民教授前不久就提出“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主张，您怎么看？

洪汉鼎：关于经典，我们一方面要回归，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受传统制约。艾里奥特（T.S.Eliot）曾说：“根据不同派系所属，称某一作品为‘经典’，不是极高的赞美，而是最强烈的藐视”。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回到经典，还是远离经典，这对我们诠释学提出了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回归经典，不仅是我们中国需要，就是西方也需要，这里我引用美国哲学家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的话，他在当今西方青年人不着重经典所带来的危害中，看到回归经典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不应该抛弃西方修辞学、文学和哲学传统中的经典。经典作品保持着它的典范性，我们需要尊重和解释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在世世代代中已经不断言说着的东西，如果他们在电视暴力和无视过去的大无畏新世界中没有被淹没的话，他们仍将继续言说。对过去的伟大作品的尊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似乎已经消失了，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停下来重新审视我们当下的视域，在学术中也应如此。我们需要对我们当前文化中的要素和我们轻视过去的哲学态度保持敏锐觉察。在诠释学中，当下不是评价过去的决定性和最终的立足点。对诠释学来说，作为反思的定向就是去面对来自过去的文本，历史不是伸向我们身后的远方的碎片瓦砾，而是持续地在我们的理解中活跃着和运作着。时下阅读看来正在衰落。在我们的教育传统的早期，我们不仅是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也不仅是从大众媒介中寻求意义，我们还在与经典作品的交谈中获取意义。诠释学提醒我们对传统经典的珍视。我们需要效命于真理和对真理的爱。这意味的不是卡普托在讥讽哲学解释学时所影射的那种能够永久保质的‘永恒真理’，而是与文本的充满敬意的对话，它让我们与我们传统中的智慧相联系。当阅读一个文本时我们的理解似乎是真实可靠的，这不是因为我们直接从形而上学的天国重新唤回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因为在表达的语词中保存着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了回响，从而变得有说服力，令人信服。受诠释学启迪的修辞学将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对它来说，我们的传统文本仍然包含着值得去理解和去经验的东西。”[1]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要回归经典，而且也看到要用现代的语境去传承经典，使经典成为活的有生命力的经典。

[1]帕尔默（ Richard E. Palmer,）：《诠释学能给修辞学带来什么》（What Hermeneutics can offer Rhetoric）见《我们时代的修辞学和诠释学》（Rhetoric and Hermeneutics in our Time:A Reader, edited by W. Jost and M.J.Hyd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第128页。其次，我们需要对经典作现代解释，当然这不是一种任意为已用的解释，而是过去与现代，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思维性沟通。任何对经典的解释都是要克服存在于经典所属的过去文化时代与今日解释者所处的文化时代之间的疏远和间距。我们只能通过克服这个这种疏远和间距，我们才能使自己与经典同时代，我们才能占有经典的当代意义。我们正是通过理解经典而扩大我们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