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义：“一分为三”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红线

导语：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思维都是在对与错、是与非、正与反的对立中徘徊，这种鲜明的双向判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似乎又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了解的万事万物，接触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就是一体两面那么简单粗暴么？正反之外能否允许还有第三者的存在？矛与盾的悖论是否有调和的可能？中国古代先贤面对这些难题又是如何智慧地应对的？日前，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指导教授周德义先生做客岳麓书院明伦堂讲会，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三”思想展开讨论，本文为其演讲实录：

周德义教授主讲岳麓书院明伦堂讲会 

周德义，哲学教授，博导。现任湖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指导教授，对一分为三思想有深刻阐述。主要著作有《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生命的伦常》《思辨的哲学》《哲学的深渊》《中国和谐思想研究》等。

前几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哲学诗语》，里面有一句话，我说，与其说我们是父母亲的儿子，不如说我们是文化的儿子；与其说我们是文化的儿子，不如说我们是哲学的儿子。

《哲学诗语》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标志。而哲学乃是文化的灵魂。

每个国家、民族、时代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即使表面上看是多头的杂乱无章的，甚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瑕，但是潜心研究，不难看出，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表象的后面总会有一个哲学思想起着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几千年进化形成的各种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宝库的巨大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今天，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与运用“一分为三”思想，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际关系；在系统内部，构建一种同舟共济、政通人和的宽松局面；在人与自然之间，建设一种良性互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构建和谐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是我对“一分为三”的认识，二是“一分为三”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红线；三是“一分为三”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我对“一分为三”的认识

“一分为三”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是怎样认识“一分为三”的呢？

“一分为三”如果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名词的话，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它呢？它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是什么？它的用途与价值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须要我们问答。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在2002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是专门讨论“一分为三”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分为三”理论研究领域在全国出版较早的一本书。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一分为三”规律的阐述、“一分为三”与其他规律的关系，“一分为三”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典型范例等等，全书共29万多字。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10余年后，2014年本书经修订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再版时全书分为八个章节，增加了：世纪哲学的思考、哲学意义的一二三、哲学的三种理论形态、“一分为三”的几种理论形态和中西方哲学的“一分为三”思想等等，全书共47万余字。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对“一分为三”思想作深入地了解，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欢迎批评指正。

有人看了这本书，对书有好感，但是对书名“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却迷惑不解，觉得“我在何方”与“一分为三论”没有任何的关系，用他们的话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大家知道，世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绝对的没有关系的事物存在。这才是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况且，“我在何方？”与“一分为三论”的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可以说，我正是从“我在何方”中感悟和发现“事物是一分为三”的认识规律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书名“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它是由引题“我在何方”与主题“一分为三论”构成的。其中，引题“我在何方”又叫做辅助性标题，位于主题“一分为三论”之前，其表达的意思是通过引题引出主题。而主题“一分为三论”是书名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观点。

“我在何方呢？”在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苦苦地思索一个问题“我在何方呢？”我自己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扪心自问：

我的左手的一边，叫做左边，我的右手的一边，叫做右边，我不知道我在哪边？我自问，倘若没有“我”，我不知道哪里是“左边”，哪里是“右边”？

我的前面是南方，我的背后是北方，我不知道我在何方？倘若没有“我”，不知道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哪里是“南方”，哪里是“北方”？

我的头顶的上面是上方，我的脚下面是下方，我不知道我在何方？倘若没有“我”，我不知道哪里是“上方”，哪里是“下方”？

试问，舍“我”有甚？如果没有我，有左右、前后、上下的区分吗？如果有左右，有前后，有上下，那么，我在何方呢？

我在何方！我在“左”“右”、“前”“后”、“上”“下”之间，在它们的中间。同时，也可以说，“左中右”、“前中后”、“上中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事物存在与认识的系统。

联想起来，在方位上，所有的空间都是由点、线、面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点，把点连接起来，形成了线，线与线的连接，我们有了面的概念，面与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有了空间的概念。空间是物体具有的一般存在和表现形式。世上万物都是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的，是长、宽、高形成的三维空间，作为物体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空间上，事物是一分为三的。

那么，在时间上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坐在河堤上，望着眼前滔滔流逝的江水，不由地发出感叹，流逝的光阴啊，如同眼前这永不停息的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了。光阴如同流水，流水是由上而下的，由上面流下来，流经眼前，再流向远方的。而时间与空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平时，我们说“由空间换时间”“由时间换空间”正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犹如水流由上而下，发生位移，有了位置的变化，于是我们也就有了时间的概念。水流有上游、中游、下游的区别，而时间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区分，由于有今天，所以有昨天与明天的区分，我们站立在当下，生活在当下，所以有过去与将来的区分。因此，在时间的维度上，事物也是一分为三的。

概括起来说，我们认为，时空都是一分为三的。那么，世上的万事万物呢？我们知道，世上除去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何谓“事物”呢？事物，就是“事”与“物”的总称。

所谓“事”或者“办事”是指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事情往往发生在一定的时空里。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事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的，世界没有人，也就没有了事。我们把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切都称之为事。事的本身无所谓大小轻重，一切皆因人的思想意识而定，凡事都是“可大可小”的。

“物”是指在自然环境里，能够脱离人的意识独立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感知，可以用空间概念来描述的实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人的对象关系的总和。所以说，人认识的对象是事物。世人所能描述的一切无非包括三种类型，即是变化的物体、发生的事情和发展变化的事物。事物的发展变化促进了人对事物的认识，人类通过对事物的认识来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

现在我们要追问，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分为三的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在世上事物的所有关系中，要么是相互促进的所谓正能量的关系，譬如，在一个生物群落里，两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彼此共生的关系，这对于共生的双方显然是有利的；要么是相互抑制的负能量的关系，譬如，在另一个生物群落里，两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寄生关系、捕食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对于一方有利而对于另一方则是有害的；还可能二者发生时而联系促进，时而矛盾斗争的关系，也就是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一分为三的关系。

综观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事物在时间上、空间上和相互作用上都是“一分为三”的。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分为三”的认识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可以是数学的“一分为三”，也可以是物理学的、化学的“一分为三”，还可以是其他知识的“一分为三”，譬如，数学上的“一分为三”，我们可以把实数分为正数、负数和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的零；在物理学上，我们都知道，原子是由正电荷、负电荷和既不带正电荷也不带负电荷的中子组成的；在化学上，酸和碱通过中和反应化合成盐和水；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有人群、有问题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态度和立场，包括我们把一个苹果切成三等份或者把一堆苹果分为三等份，等等，这些都是讲“一分为三”的，但是，这些大多是科学和日常生活层面的一分为三，是属于形而下意义的。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形而上意义的“一分为三”，是一个哲学命题。

哲学是关于客观事物存在的最一般认识。哲学以研究存在为己任。或者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存在”的普遍规律。哲学是通过研究存在者进而研究存在及其一般规律的学问。我们强调，我们研究的“一分为三是一个哲学命题。”是指我们所研究和阐述的是哲学意义的“一分为三”。而哲学意义的“一分为三”与实证主义的“一分为三”是有着本质差异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知道一个苹果切成三块是生活知识，知道数字1中包含有3个相等或不相等的数字是数学方面的知识，知道原子中包含有质子、中子和电子是物理学方面的知识，知道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细胞核又是由细胞核膜、核质和核仁三个部分构成的是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等等，这种认识依然处于实证阶段。而实证总是针对具体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说，实证知识的总和仍然是实证知识。即便是全部具体科学的总和，也不可能摆脱或冲破实证主义的狭隘的樊篱，只有当其升华为对于普遍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概括时，才真正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才称得上是普遍的规律。

2001年，我在学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一分为三”的论文：“一分为三论”。在这篇论文中，我给“一分为三”下了一个定义，是这样描述“一分为三”的：

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

一分为三的“一”为一个事物的整体；“三”为一个事物包含的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一分为三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也是人类认识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一分为三是事物的客观存在，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

正确地运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途径。

2007年，武汉大学开设重点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该课程在“观点摘录”篇目的首要位置直接引用了“一分为三”的定义等内容，共引用3270多个字（大家可上网检索）。该课程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2009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课程由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石云霞教授担纲。

 二、“一分为三”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红线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发生、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守中理念，还是佛教的中道观，无一不充满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谈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位自然要谈孔子，谈儒家学说的“一分为三”思想。

（一）孔子“中庸”的一分为三思想

我国大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479）首倡中庸，并终生追寻。孔子说，“过犹不及。”他认为中庸、“不及”与“过”构成事物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也就构成了对事物的三分法。孔子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200年提出中庸学说。中庸之道，是研究“用”（庸）“中”的学问，亦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的基石，孔子终身倡导并“一以贯之”始终厮守的立身处世的基本方法。中庸之道又派生出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学之道等。

孔子

1、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

什么是中庸？《中庸》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与《论语》、《大学》、《孟子》齐名，统称为“四书”。相传，《中庸》是孔子之贤孙子思所作，传授孟子，流传至今。

《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说，上天赋予人的一切就叫做本性，依照自己的本性行事就叫做正道，理解并发扬正道就叫做教化。由此可见，《中庸》是研究性、道、教三者关系的著作。

《中庸》有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说，喜、怒、哀、乐是人的天性，在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无所偏倚，故谓之中。表现出喜、怒、哀、乐乃是人之常情，而表现出来又都符合规范要求，也就是中道原则，则谓之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通的大道。如果能做到中与和，天、地即各安其位，万物就生机勃勃。

由此可见，《中庸》探求的是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它是研究人同外界关系的学问，它把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其立论的重点。《中庸》所阐述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简要说，中庸之道就是中和之道，是一分为三之道。中庸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或者说，中庸之道，是为人处世正确的价值取向。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著。《论语》记载，孔子曾叹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叹息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中庸的积极意义。他在1939年2月20、22日就《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陈伯达的信中，在分析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时曾经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他说：“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他接着写道，“孔子的中庸观念……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我们要“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中庸与过与不及相并立而存在，也就共同构成了一分为三的行为模式，即：“不及——中庸——过”。这一模式能够解释事物的存在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孔子认为，无过、无不及，即是中庸的法则。“过”与“不及”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处事原则。为此，他将事物分为三类，即：“过”、“不及”和“中庸”。譬如，对待中庸的态度有三类。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被广泛地理解和推行的原因是人有三类，即：“知者——中庸者——愚者”；“贤者——中庸者——不肖者”。

在现实生活中，中庸就是讲规矩，守纪律，讲诚信。中庸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个适宜的“度”。这种“适度”，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与此相悖的是“过分”与“不及”。孔子认为，凡事中庸才是人生最难最佳的把握，才是值得追求的崇高事业

2、那么，孔子是如何“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庸之道的呢？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说明孔子实现从“无知”到“有知”采取的办法是“叩其两端法”，也就是《中庸》所记载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方法，即从两个极端入手，通过弄清楚矛盾的两个方面，最后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矛盾。

因此，中庸之道最为简明的定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为民。”简称为“执两用中”。意思是说，抓住两端，认真分析研究，用中道办事。或者说，只要去除极端，自然就是用中。

在理论形式上，我们可以用两个端点（如A、B）来表示中间、中央。通过两物或两个端点A与B的相互作用或组合来表示中间状态，中庸有三种表达形式：

一是A而B或AB式，即递进式。具有动态、递进、互补的意思。由A而B，它所表达的“中”，是A、B二者之中某一适度的适宜的正确的位置，至于位点在何方，是以真理所在，以适宜为度。

二是亦A亦B或又A又B式，即包容式。具有公共、包容、全面的意思；可以看作是两者部分或是全面融合而构成第三者。

三是不A不B或非A非B式，即超越式。具有空虚、虚无的意思；可以看作是超越两者的第三种存在状态。

三式为一，三位一体。如果三者要排序的话，AB式应为第一式，它是基础，是前提，是定位；其它两式，则是对第一式的定性和规范，其中第二式为亦A亦B式，即为肯定式，是肯定A、B之合理的正确的可取的存在；第三式为非A非B式，即为否定式，是否定A、B之不合理的错误的应该淘汰的因素，通过正、反、中三方面的束缚，以厘正、权衡、确定“中间”位置。

3、孔子是如何运用“一分为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孔子把学生划为三种类型：知之者、好之者和乐之者，即是接受型、自主型和创新型。三者的关系是，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用“一分为三”思想教育学生。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强调“天命难违”。他认为，如果不懂得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是不能够称其为君子的。

“礼”是人立身行事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上下尊卑、长幼秩序，是个人人格的相互尊重和维系人类社会生活的纽带。一个人如果不知礼义、无视礼节，何以安身立命于社会。

孔子认为，言为心声。听其言，观其行，察其由，对一个人的品行、品格、品位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不懂得言论，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人。之所谓：一叶知秋，一言知人。

孔子教导学生，对于自己的生活爱好，应当有所选择。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逸乐，乐宴乐，损矣。”他说，三种快乐是有益的，三种快乐是有害的。以节制礼乐为快乐，以称道他人的好处为快乐，以朋友众多而贤能为快乐，这是有益的。以骄傲放肆为快乐，以舒适游玩为快乐，以吃喝玩乐为快乐，这是有害的。

孔子教导学生，交朋结友应当有所选择。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他说，三种朋友有益处，三种朋友有害处。正直的朋友，诚实的朋友，见闻广博的朋友，这是有益的。逢迎谄媚的朋友，当面恭维背后毁谤人的朋友，花言巧语的朋友，这是有害的。

孔子教导学生，待人处事要慎言。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他说，侍奉君子容易产生三种过失：君子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你就抢先说叫做急躁，君子已经说到了而你还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就贸然讲话叫做瞎子。

孔子根据人生理、心理的三个不同时期的特点，教诲学生，要注意戒除自己好色、好斗、贪得无厌的欲念。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亚里士多德

人性向善。西方哲学家也爱中庸。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提出了“美德是一种适中”的观点。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美德必定具有以“居间者”为目的的性质。人们的感觉和行为都有着过多、不足和中间三种情形。他说：“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性），中道才是德性……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他进而举例说道：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是勇敢，在放纵和拘谨之间是节制，在吝啬和挥霍之间是慷慨，在矫情和好名之间是淡泊，在暴躁和蔫弱之间是温和，在吹牛和自贬之间是真诚，在虚荣和自卑之间是自重，在奉承和慢待之间是好客，在谄媚和傲慢之间是友谊，在羞怯和无耻之间是谦和，在嫉妒和（幸灾）乐祸之间是义愤，在戏谑和木讷之间是机智等等。

鲁莽——勇敢——怯懦；

放纵——节制——拘谨；

吝啬——慷慨——挥霍；

矫情——淡泊——好名；

吹牛——真诚——自贬；暴躁——温和——蔫弱；

虚荣——自重——自卑；

奉承——好客——慢待；

谄媚——友谊——傲慢；

羞怯——谦和——无耻；

嫉妒——义愤——乐祸；

戏谑——机智——木讷等等。

由此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世哲学，是一种立德、立功、立言的可贵品质；中庸之道是一种思维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中庸之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身过程，是一种美德；中庸之道是一个做人处事的原则，是一种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如何实践中庸之道？贵在循规蹈矩，讲规矩、守纪律、讲诚信；贵在坚持，执着，实践；贵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二）老子“矛盾”的一分为三思想

老子

老子认为，世界是矛盾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丑，善恶是互相依存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任何事物都依对立面而存在。如果没有矛盾的此方，彼方也就不复存在。

众所周知，在事物的存在状态里，对立总是时时存在的。可以说没有对立也就没有事物的存在，这如同没有统一就没有事物的存在是一样的道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都在对立之间产生，一切都在对立之间演变，一切都在对立之间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是通过分析研究一些极端的言行，从而发现正确的为大家所认可的适宜、适度的标准与方法。

《韩非子》

先秦思想家韩非著《韩非子》，书中有个“关于矛与盾”的寓言。说的是，楚国有人卖矛与盾，自夸自己的盾最为坚固，什么样的矛都刺不进去，又夸自己的矛最为锐利，什么样的盾都能刺穿。有人则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那会怎么样呢?”那人无言对答了。后来人们用“矛盾”来比喻言行相互抵触，互不相容，自相矛盾的状况。

（原文载《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盾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其实，有矛，则有盾；有盾，则有矛。“矛”与“盾”是相互对立、同时产生，同时存在，同时变化于一个统一物的。也就是说，我们既有矛之“一”，也就有盾之“一”，也就必然有矛盾体之“一”。我们讨论矛盾，主要是讨论事物的矛盾性，矛盾的对立统一性。“矛”、“盾”与“矛盾体”的历史发展可以证明，人类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矛对付旧的盾，制造新的盾对付旧的矛，制造新的矛和新的盾，于是不断地有相应的新的矛盾体的产生。

对立是“二”，统一是“三”。在西方，把对立物的统一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世上除了事物之间关系还有什么呢？）看作是世界的本质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他认为，“两个东西如果没有第三者就不可能被联结起来，而必须有一个结合双方的纽带作为中项。但最美丽的纽带是那把它自身和它所联结者形成最高的‘一’的东西”。对此，黑格尔高度评价说：“这话很深刻，因为里面包含有概念、理念。这纽带是主体，是个体，是力量。它统摄着它的对方，使它自身和对方合而为一”。柏拉图的“一”已经具有第三者的意义。

辩证法，正是研究对立物相统一的学问。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两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是辩证法的实质”。“所谓的对立统一，说的则是对立者如何曾经是统一物，以及如何将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物的问题。”也就是，对立是“二”，统一即是“二而一”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一”说的是对立者“曾经是统一物”，第二个“一”说的则是对立双方统一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物”。“此一”非“彼一”。主要是指事物或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立物统一而成三。

辩证法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矛盾体。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矛盾不是主观臆想的凭空捏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矛盾是无时无事无处不在的。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性，它才具有活力和产生运动。矛盾的产生、分解、消散、和解、融合、转化、转移等等，最后总是趋向于消除、消灭、消亡、消失、消化的过程。矛盾的“消解”、“融合”、“过渡”，以及产生的“概念”和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关系”，都是第三者，是统一、协调、合并、和谐，等等。总之，第三者是前两者的统一。

矛盾是事物内在的否定性，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之所谓旧的矛盾消解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事物总是处于矛盾运动之中，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变化、前进、提高的。可以说，矛盾是有限物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有限物便发展为无限。事物以内在的规定性形成为自身矛盾，通过矛盾，事物又超出自身，有限物发展为无限物。

因此，事物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一切矛盾都是趋向于消解，一切对立都是趋向于融合，一切差别都是趋向于均衡，一切运动都是趋向于协调，一切紊乱都趋向于和谐……惟有统一才是基础。正是对立、差别、矛盾、紊乱、运动的无限性，世界的不平衡性，成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强大内在动力。因此，阴阳两性是对立的，事物是矛盾的，物种是统一的。存在就是统一。

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人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但同样的，一切矛盾都与它的出现和存在一样，它也有一个发展变化和消亡的时候，也有一个协商调停和解决的时候，没有一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也没有一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否则，任何再微小的矛盾都可能会长大，都会逐渐地复杂和尖锐，最后矛盾的诸方面只能是走向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走向死亡。

矛盾的双方的协调统一是解决矛盾的最基本的方法。矛盾双方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最后达到相互融合，彼此结合形成一个新的事物即是统一方或者第三者。既不同于甲方也不同于乙方，而是带有两方某些特征的第三者或是丙方。第三者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可以是一种共识，也可以是一种组织形式，还可以是一个新的阶段等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两个相互矛盾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融合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融合是有生命力的。融合不是调和，而是“和而不同”。因此新的矛盾斗争随着融合和协调统一的产生又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大干世界没有绝对化的矛盾斗争，也没有绝对化的协同一致，而只能是一分为三的前进过程。

按照“一分为三”的观点，阴阳一体，合“二”为“一”，三者共生共存。依照儒家学说，“天”为“一”、“人”为“一”（或两），天人合一而为“参”（三）。所以，“天人合一”可以表达为：“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也可以理解为，“一而二”“二而一”。

有“一”，斯有“二”；有“二”，必有“三”。这是事物普遍存在的规律性和事物自身内在的必然性。系统是诸种矛盾相互作用结成的矛盾统一体。当我们进行辩证思维的时候，常常把事物及其存在变化的过程，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认识方法等等都当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来理解，也就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一”来理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他又说：“生就意味着死”。生与死包含在“生（生命的诞生）——生命（生命的存在）——死（生命的灭亡）”过程中。生命从一诞生开始，死亡的种子也就同时产生并埋伏在生命之中了。生命除了组成有机体的各种化学元素的有机结合之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生命的否定性实质上包含在生命之中。

矛盾对立统一的“一分为三”思想突出表现在，先有对立，然后再有统一的理论形态学意义。这与前面讲到的过犹不及的中庸式相比较，中庸式则是先有一，有道，有无，有中庸，然后才有“不及”与“过分”。也就是先有中间，后有两端。放眼看去，凡是产生的东西都是会灭亡的。凡事都有发生和完结的时候。开始都是存在于终结之中的。任何东西的出现都是有原因有渊源的，都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因素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命的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是这样的，社会、国家和阶级的产生、发展变化也是这样的。太阳每天都有升起、中天和降落的时候。任何事物在其整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之中都会有一个中兴的时期。奴隶社会是这样，封建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会被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