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家长关切的教育“小事”特别报道

作业不会做，直接用手机搜答案；把手机带到教室，课上课间偷偷玩游戏……手机使用不当带来的行为失范、游戏沉迷等问题困扰着广大学生、家长和教师。

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5月起，中小学生的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等“五项管理”将纳入教育督导。

目前，多地已陆续印发中小学生手机管理文件，实施效果如何？如何真正让学生的手机拿得起、放得下、用得好？

分类管理，规则制定细化科学

《通知》出台后，“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是各地结合实际出台的手机管理办法的总基调。采访中多位校长表示，此前学校已经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或进课堂，教育部专门印发手机管理的通知，给基层学校吃了“定心丸”，学校在管理学生手机时就有了政策依据。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学生偷偷带了手机。”福建省福州市第三中学高一语文教师张逸说。

有的学生上下学需要扫共享单车、乘坐地铁，或是需要移动支付购买餐食，这些都需要用到手机。考虑到这些因素，张逸即使看到学生带了手机，只要不在校内使用，也只提醒而不予没收。

实际上，许多学校在进行手机管理的过程中遇到的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如何既能满足必要情况下学生对手机的使用，又能防止学生使用手机不当？

“学生手机使用管理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认为，在手机使用管理方面，一定要有制度、有规则，并严格执行。

《通知》出台后，北京要求各学校将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管理，在校内设置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的必要设施设备。比如，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手机保管箱设在各班教室的物品存放柜上。学生需要提出申请，经家长签字、班主任同意后，才可以将手机带进校园。

福建省教育厅指导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按照“一校一案”的原则，科学制定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实施方案。比如霞浦县宏翔高级中学是一所全封闭式学校，学校在教学楼、食堂、学生宿舍等处配备了100多部公共电话，供学生使用。厦门六中在非教学区设立专门手机柜，对申请入校的手机进行统一保管，申请的学生也需要按照规定在固定的时间和区域内方能使用。

“但是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未成年人，一些违反手机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难以杜绝。对此，学校和教师要有一定的包容度，讲究批评教育艺术。”王殿军说。

疏堵结合，发挥手机管理的教育价值

“是否应该允许手机进入校园？”一场辩论赛在黑龙江大庆市东城领秀中学展开。该校在出台手机管理办法前，通过辩论赛的方式让学生深刻认识手机使用的利弊，经过充分辩论后，手机管理措施也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认同。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学校疏堵结合，将育人融入学生手机管理办法中。

在上海普陀区沙田学校，每个小学教室的后方都有一个“养机场”，拥有30个插袋的手机收纳架上，学校将手机管理和美术学科相结合，学生可以自主对“养机场”进行个性化装扮。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模拟立法团队在调研、听证的基础上，起草了校园学生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手机管理校园“立法”后，该校各年级各班都从修订班规入手，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增强了，在校园里形成了一套手机管理机制。

“要把手机使用管理当成对学生开展教育的契机，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价值。”王殿军认为，在学生手机使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制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让学生懂得网络礼仪。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卢立涛从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的角度建议：“多主体参与学校管理是治理现代化的体现。可以请家委会、学生、教师共同讨论并制定学校手机使用规则，遵守起来各方也更能认同规则。”

家校协同，形成手机管理合力

学校可以管住学生不在校内、课堂上玩手机，但是管不了学生放学后的手机使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寒假、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将手机当作免费的保姆，放任子女无节制地使用手机，殊不知，手机依赖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就需要花大力气才能纠正，假期的放纵可能给开学后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带来管理难题。”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刘长海说。

刘长海建议，家长应该冷静思考是否有必要为子女配备手机以及购置怎样的手机等问题，在赋予子女手机使用的权利时与子女约定手机使用时限等具体事项，约定临时上交手机的事由和合理流程。

各地关于手机管理的办法中，都强调了做好家校沟通，家长应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开展“亲子共读”“书香飘满园”等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使家长放下手机，有效参与亲子活动。福州日升中学则发出倡议，建议家长以身作则不当“低头族”，给孩子做好榜样，更好帮助孩子正确使用手机。

专家们指出，目前一些手机和应用推出了青少年模式，是形成社会合力的一个好开端。

“从传播角度来说，大数据推荐机制就易造成沉迷，成年人都难以抵抗诱惑，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赵丽瑾认为，未来还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对青少年产品生产商、服务商作出更明确的规范，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让未成年人手机管理成为社会共识，形成良好舆论氛围，这将是学校管理的强有力支撑。”卢立涛说。

作者：本报记者 林焕新 欧媚

《中国教育报》2021年05月22日第1版 版名：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