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帝内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什么是医经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二、《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三、《伤寒杂病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四、《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 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 为“中经”，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 为“下经”，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 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 多种。